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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家沈子修传略

日期:2014-08-19    作者:网站管理员    来源:系统    阅读次数:     字体:[] [] []    保护视力色:       

 

沈子修,安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他自1907年加入同盟会至1955年病逝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任内,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活动中,长期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安危与共,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参加辛亥革命  发起倒袁之役

 

沈子修原名全懋,1880年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东乡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家贫,其父勤劳俭朴,后又在县城开了一家小杂货商店,家境渐宽,在当地堪称小康。沈子修年少好学,爱听父辈们叙述太平军八次攻占霍山城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反抗强暴的思想。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沈子修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新思想。当时南京反清思潮活跃,他常与进步同学漫谈时事,交换阅读清室查禁的各种书刊,反清意志益坚。1907年他在毕业前夕,秘密加入同盟会,决心投身革命。

沈子修毕业后,经革命党内友人介绍,即在南京任教,并于辛亥革命前在南京曾策动青年学生参加当时的反清斗争。他在南京任教时间不长,后受同盟会苏皖支部派遣,回安徽从事革命活动。

安徽的反清运动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涌,面对安徽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沈子修兴奋不已,工作十分积极。在同盟会皖分支部的领导下,他经常奔走于安庆、芜湖、桐城、舒城、霍山等地,从事组织、联络、发动工作,是安徽革命党人中的活跃分子。

武昌起义前,沈子修奉命回霍山发动革命。那里曾于5年前发生过震惊全国的霍山教案,并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县内各地创办民团和自强学会,意在反清。沈子修回霍山后,联络李晴峰、黄楚三、沈子成(子修胞弟)等人,策划以民军攻占县城。正计议中,得知武昌首义消息,又接到同盟会安徽省理事谢叔骞的电报,召沈子修、李晴峰等10人到省会安庆协助组建军政府。沈、李等人于赴省途中因故返霍,遂调集民军,准备举事。

1911年10月29日,沈子修、李晴峰等人领导以霍山同盟会分支为首的革命团体,配合民军百余人攻打县城。县署清兵慑于革命声威,稍经抵抗,即护卫县知事王崇礼逃出城外,霍山宣布光复。11月5日,寿县光复。6日组建淮上军,后兵分三路,进击淮河南北各县。是月中旬,淮上军一个营开赴已经光复的霍山县城,正式成立了霍山县军政分府。1912年(民国元年)初,沈子修、李晴峰等人被选为霍山县临时参议会议员,协助军政分府推行新政。袁世凯窃国后,各地反动势力死灰复燃,霍山军政分府也为反动势力所把持,沈子修等进步人士被排挤出霍山。

1912年秋,沈子修在芜湖的安徽公学任教。该校原是安徽革命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辛亥革命前夕曾遭到清室摧残,沈子修到此时,学校尚处于恢复时期。与他同校任教的有李克农、王肖山等进步知识分子。1913年在讨袁斗争中,沈子修积极活动,支援柏文蔚组成讨袁军。讨袁失败后,袁世凯醉心称帝,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在安徽,则扶植军阀倪嗣冲掌握军政大权,卖力推行帝制,因而激起安徽人民极大义愤。1914年沈子修受聘到安庆法政专科学校任教,与朱蕴山等人继续策划倒袁。

1916年,朱蕴山、沈子修、杨允中、段瑞兰在安庆曾密谋举行武装起义。朱蕴山先与段瑞兰筹集资金约2000元,设地下据点两处:一处设在安庆旧藩署前面的“味莼园”酒馆,朱充经理(当时同志叫“朱贵酒店”);一处设在安庆大南门中药铺楼上,由杨允中负责,药铺储存有炸弹。杨允中与上海方面接洽,约定旧历端阳节前一日(公历6月4日)运回手枪20支,准备在端阳节夜间起义。不料事泄,倪嗣冲命令皖警务处于端阳节前一日下手,缉拿朱蕴山、沈子修等人归案。警备处督察长翟少垣(朱蕴山好友,倾向革命)夜半将此消息告知朱、沈等人,并送来两张通行证,于是沈子修和段瑞兰迅速出城,一起赴沪避难。这次反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忧惧成疾而死。他对革命党人的通缉令亦随之撤销,沈子修从沪回到安庆继续在法政专科学校任教,并兼任省教育会总干事。

1917年11月,朱蕴山、沈子修、刘希平等皖西旅省教育界人士会商,认为黑暗的统治局面甚长,这并非安徽一省的现象,应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去提高青年们的社会责任心,以图长期从事革命、改造社会。他们在省教育界知名人士李光炯、卢仲农、王肖山等人的支持下,决定回皖西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1918年秋,省教育厅批准了在六安筹建“三农”方案,当即协商组成了以沈子修为校长的建校筹备委员会。皖西向来教育落后,没有中等专业学校,因而在六安创办“三农”受到皖西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建校工作进展较快。1919年春,六安“三农”筹建告竣,开始招生。

 

领导“三农”师生反帝反封建斗争

 

六安“三农”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文牍兼修身教员朱蕴山等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激进的民主革命斗士,他们先后礼聘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钱杏(阿英)、王痴吾、乐天宇、汪溶生等人来校任教,把救亡图存、振兴桑梓教育作为办学宗旨。在教学内容上,贯彻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一扫以“尊孔读经”为主的陈腐教条。建校伊始,就拓地70亩为农场、林场,作为学生实习之园地;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反对闭门读书,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活动。

六安“三农”开学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六安,全城群情激昂,舆论沸腾。“三农”师生义愤填膺,情绪更为激烈。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钱杏等人带领全校师生,联合师范讲习所、第一高级小学、屯卫小学等校师生员工及社会上进步人士,于5月8日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满街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爱国反日口号。游行后,“三农”学生分成许多小组在街头巷口、茶楼酒馆,慷慨陈词、挥泪讲演,介绍北京学生斗争情况,历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号召各界人士关心中华民族存亡大事,奋起救国。同时发出宣言和通电,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要求北洋政府罢免并惩处曹、陆、章。

10日,沈子修等人又发动“三农”学生,联合其他各校师生,组织了“仇货纠察队”,开始抵制日货的斗争。“三农”师生首先把自己用的日货如洋伞、洋皂、洋布衣服、洋瓷制品集中到老衙门台子当从砸烂销毁,表示不用日货用国货的决心,并就地集会宣传。沈子修和学生翟启春、黄人祥相继登台演说,宣传反对列强侵略和抵制日货之意义。会后,师生再次游行示威,沿途有许多烟工、抬扛工、篾工和商人、店员、市民加入游行队伍。“三农”学生边生边唱:“黑奴红种相促进,唯我黄人梦未醒,……”哀声四起,悲壮激昂。仇货纠察队到各商号检查日货,逐件登记,规定其售完勿再购进。一时间,在六安形成了以抵制日货为荣, 买卖日货为耻的风气。在沈子修等人的劝说动员下,5月27日六安商会也发出了“坚持到底、不购日货,以为外交后盾”的通电,表示了爱国决心。自此,六安市场上日货大为减少,在这场抵制日货的斗争中,沈子修领导的“三农”学生起了骨干作用。

1919年冬,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等人又发起组织了六安农会,发展会员。宗旨是联合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经济,兴办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减轻农民的税租负担,维护土地永佃仅,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斗争。校部成立了农会事务所,负责领导校内外会员活动。在霍山、英山两县设立了分会,指导两县农民斗争

在校内,沈子修、朱蕴山等人还发起组织了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会,负责领导学生运动。两会还分别加入了省教联、省学联,与安庆保持密切联系。学生会、农会共同在城区和北郊菜市湾创立了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以夜校为阵地,向工农民众宣传“劳工神圣”,启迪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懂得“谁养活谁”的道理。夜校教学由进步教师和学生担任,自编教材

沈子修等人还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织了读书会,主张“以俄为师”,学习《新青年》、《唯物论基础》等进步书刊,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当代社会思潮,经常开展“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等讨论,组织讲演,开展辩论

1921年6月2日,安庆爆发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而遭军阀镇压,姜高琦致死,50多人受伤的六二惨案。次日消息传到六安,群情愤慨。“三农”和城关各校学生立即上街游行,声讨军阀残害学生罪行。姜高琦为英山人,六安、英山、霍山三县在民元前隶属直隶六安州,互称同乡三百年。姜高琦蒙难,三县与之又多有一层同乡之谊,愤慨情绪更加激烈。“三农”学生中又以六、英、霍三县人居多,在以舒传贤(霍山人)、许继慎(六安人)为中坚的省学联的号召下,“三农”立即发起了罢课、罢市、罢工斗争。沈子修以省教联成员身份,发动六安各公团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特派桂尊秋、张月潭、戴汝成、李元儒、万重元等组成代表团,星夜奔赴安庆,带着学生捐赠的款物,慰问受伤学生及其家属,与全省各地代表一起开展斗争

是年夏,统治安徽的军阀公然动用数百万元公款进行省议会第三届议员贿选。这种扼杀民意的可耻行为,遭到全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省学联、教联等十公团成立了“安徽各公团澄清选举办事处”,沈子修为其成员之一。朱蕴山任主笔的《评议报》成为反贿选的重要舆论阵地。省学联号召全省各县学生利用暑假调查各县贿选情况,搜集证据,就地向法院起诉。

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许克治等在“三农”成立了“选举监视团”,监督六安选举。六安劣绅史野芹、陈翅生等在初选时采取封锁消息、逃避监督等手段,将选票暗交各保董,由竞选人花钱找人代写整批整捆投票,因而各劣绅均获复选资格。复选在六安云路广场举行。六安巨绅高鸿万(又名高子舞),凭借其财政局董的财势,出场竞选省议员。他上拜军阀为门客,下结豪绅为盟主,并雇有一批打手包围选场,威逼利诱,妄图当选。选举当日,选举监视团布置“三农”学生手持童子军棍,监视选举。选举进行中,监视团发现舞弊,当众宣布选举无效,并历数劣绅在选举中的种种卑劣行为。选场秩序顿时大乱,学生愤怒地砸了选票箱。嗣后,“三农”师生一面向《评议报》投书,揭发六安选举丑行,一面公推朱蕴山、许克治到省高等法院告状。在此期间,无为、桐城、舒城等40余县皆因选举舞弊起诉。翌年初,无为朱子帆等人胜诉,根据省议会选举法“一县选举无效,全省无效”的规定,省府宣布全省议员选举无效,六安劣绅贿选失败。

1921年8月,安庆爆发了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的斗争,“三农”师生积极支持“驱李”,沈子修往来于六安、安庆间,并与各地皖籍知名人士联系。全省人民誓死斗争,终于将上任刚10天的李兆珍赶跑。

1922年3月,省长许世英任命原司法部刑事司司长骆通为六安县知事。骆通到任后,勾结豪绅劣董,为曹锟贿选竭力效劳,引起六安人民的强烈不满。骆通在为曹锟贿选筹款而主持钱粮附加的一次县政会议上,遭到沈子修及学联代表的强烈反对。骆通竟借军阀势力,恐吓辱骂学生,引起公愤。沈子修、刘希平、朱蕴山等人为办好桑梓教育,要求撤换地方教育机构中的老朽官吏,代之以进步人士管理教育的提请,又被骆通无理拒绝。骆通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之与以“三农”为代表的进步力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适此时,六安有一女青年向县衙控告男家逼婚,要求保障女权,请骆判决。骆通理应判决离婚,但由于接受了男家贿赂,竟判女方不准离婚,并与县学联代表黄人祥、张月潭等人发生冲突,从而引发了“驱骆”斗争。

“三农”学生在沈子修的支持下,学生会通过了驱逐骆通的动议。钱杏邨写了《驱骆宣言》,列举骆到六安数月来勾结劣绅、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压制民主、尊孔守旧、阻挠革新、政以贿成等十大罪状,将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骆通竟下令不准学生集会,扬言逮捕进步学生。

值此剑拔弩张之际,“三农”学生会一面联合各校师生商讨驱骆事宜,一面急电省学联和芜湖学联,请予支援。六安县学联派出代表,日夜兼程赶到安庆,在省学联的配合下,向省长公署控告骆通罪行,要求将其撤职查办。沈子修、朱蕴山等人在《评议报》上呼吁驱骆,刘希平、李光炯等也极力支持,并在省城成立了“驱骆后援会”,开展驱骆斗争。暑假回乡的六安籍学生许继慎、宋伟年、周范文、胡苏明、杨溥泉等在城关一高成立了“旅外学生会”,与“三农”等校师生联合召开驱骆大会。

驱骆大会在云路街广场举行,除各校师生外,还有工、农、商各界人士参加。大会通过了向省长许世英控诉骆通的电文,各界代表历数骆通罪行。会后结队游行,一路高呼驱骆口号。城关的烟工、抬扛工、商人、市民纷纷加入游行行列,队伍很快由二、三百人增加到五六百人。当游行队伍行至县署门口时,愤怒的群众迅速将县署包围,并冲进署内,将骆通架出,押送到东门外,驱逐出城,“三农”等校学生还分组将六安的6道城门日夜轮流把守,以防骆通入城。7月7日,省长许世英迫于舆论压力,免去骆通县知事职务,驱骆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寒假,旅外同学齐集六安,他们和县学联一起,在沈子修、朱蕴山、刘希平等人的指导下,为革新桑梓教育,再次提出撤换教育机构中的封建老朽官吏,代之以进步人士的问题。在安庆、芜湖等学校“易长”运动的鼓舞下,掀起了“打倒封建遗老,革新地方教育”运动。学联首先收集了其代表人物、晚清翰林王畹香以保护国粹为名,推行八股词章、策论典试,反对民主革命的材料,编成《奴才小史》印发,并集合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当局撤换教育机构人选。师范讲习所所长李朗斋和财政局长汪月波出面反抗,被学生痛打一顿;王畹香也逃跑出城;学生又把劣绅高鸿万拉到街上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六安县当局迫于进步师生的压力,撤销了教育界封建顽固派的职务,任命了一批民主进步人士担任领导。自此,六安的教育面貌大有改观。

1923年底,沈子修调任芜湖“二农”校长,离开六安。

沈子修在担任六安“三农”校长5年时间内,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不愧为民主革命的斗士。六安“三农”也成为皖西革命的摇篮,培养出一大批革命人才。

 

拥护三大政策  发动六霍起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国共两党合作。翌年1月,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沈子修面对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高兴,他总结对袁斗争失败的教训,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赞成国共合作。自此,他开始了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战斗历程,开始了他革命道路上的新起点。

沈子修到“二农”任校长不久,安庆、芜湖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二农”校内也有进步教师和学生加入中共,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沈子修一直积极支持。1925年4月,“二农”学生会邀请恽代英(当时在宣城师范任教)到校演讲,听众很多。不意被军警发觉,将学校大门把守,情况危急。沈子修一面布置学生会干部继恽之后继续演讲,一面领恽代英从学校后门速出,直趋江边,雇一条小船,送恽暂避鲁港,安然脱险。事后,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胆大,他说:“恽先生讲的是真理,我衷心拥护;恽先生是我们的客人,就是冒再大的风险,我也要保护他”。此事一时在学生中传为美谈。

五卅惨案发生后,消息很快传到芜湖。6月2日,各校师生借纪念六二学潮之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声援上海被捕工人、学生。接着芜湖学联和外交后援会组织发动了全市罢工、罢课,连续召开群众大会,发通电、散传单,斗争一直持续到6月底。在一个月的斗争中,沈子修不仅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而且多次上街,与青年学生一起并肩游行。

1925年冬,沈子修奉国民党组织调遗,到安庆筹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安徽国民党组织涣散,到了1925年冬,在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安徽国民党改组已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了。于是便由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等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员柯庆施等人的帮助下,着手改组。

1926年1月16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安徽代表朱蕴山、沈天白、黄梦飞作了《安徽党务报告》,详细报告了安徽国民党组织情况。国民党二大闭幕后,由高语罕、朱蕴山推荐,并得到陈延年、谭平山的有力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即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临时筹委会(左派)执行委员。不久,在安庆邓家坡设立临时省党部,沈子修任组织部长,柯庆施为秘书长。这是一个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他们拥护三大政策,积极发展工农运动,筹建总工会、省农会,接办《通俗教育报》进行革命宣传,并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常藩侯被任命为安徽宣慰使。为配合北伐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左派省党部积极工作,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常藩侯任命沈子修为国民革命军皖西中路司令,与朱蕴山等潜回六霍,组织民军参加北伐。朱回到六安山王河与其弟朱恒山组成了一支民军。沈子修回到霍山,密约李晴峰、沈子成、陈龙甫等会商组织霍山民军,并计划沈子成(时任霍山警备营长)率部起义。此时驻六安马祥斌旅尚未反正,闻讯后遂将沈子成逮捕并解往六安处决。六安山王河、霍山诸佛庵两部民军见霍城事败,急驰霍山西镇与李晴峰的民军会合,曾与马旅董营之追兵激战于漫水河,民军不支,遂退至湖北罗田僧塔寺,编入柏文蔚之三十三军。

六(安)霍(山)起义失败后,沈子修被军阀陈调元通缉,流亡上海。左派省党部亦因受陈的压迫于上年秋迁沪。沈子修、周松圃、黄梦飞在沪招待新闻界声讨陈调元在皖迫害左派的恶劣行径。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安徽省临时党部又由上海迁往武昌。当时安徽国民党人流亡武汉的很多,于是省党部(左派)便在武昌开办了一所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沈子修担任校长,有学员120余人,目的是为各县培训党务干部。该校在1926年底至翌年春,曾延请毛泽东、陆沈讲授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青年运动,李立三讲授工运、李达讲授经济学、邓演达讲授三民主义。沈子修对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很尊敬,赞许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真诚与共产党合作。

1927年3月8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左派)随北伐军迁回安庆,并决定在安庆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省党部。3月中旬,40多个县、市代表陆续到达安庆。沈子修身为组织部长,在大会筹备工作中担当了主要任务。

但是,此时安庆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在国民党临时党部积极筹建省总工会(舒传贤任委员长)、省农会(薛卓汉任委员长)等群众革命团体的同时,安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在右派的支持下,也串通一气,非法组织了总工会、农会、商会等,与左派省党部组织的革命团体相对抗,刚刚换旗的军阀陈调元亦派大刀会头目刘文明、帮会首领杨虎、劣绅姚爵吾等前往江西与蒋介石勾结,密谋策划破坏安庆革命。

3月20日,蒋介石由九江来到安庆。在全国工农运动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要窃取北伐成果,便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南昌、九江公开站在右派一边,镇压革命运动。3月23日,在蒋的指使下,安庆亦爆发了左派雇用流氓打手捣毁省、市临时党部、工会、农会等团体机关,破坏省一大会场,打伤代表多人的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分子控制了安庆的邮电局,封锁消息,断绝交通,搜捕临时省党部成员,白色恐怖笼罩安庆。

就在事件发生的当晚,临时省党部负责人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周松圃等人迅速转移到安庆北门外集贤关,开会研究对策:(一)急电国民党中央,报告事件,揭露右派暴行,请求中央惩处。决定由秘书长柯庆施指导胡浩川、周范文起草电文(此电由于刘文明扣压,直至27日才从湖北武穴发出);(二)除留少数人坚持安庆斗争外,国民党省一大移到武汉继续开会。会议决定由光明甫、沈子修等率代表前往武汉。

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李宗仁、光明甫、常恒芳、沈子修、朱蕴山等8人组成安徽政务委员会,主持皖政。4月1日,国民党安徽省一大继续在武汉开会,中旬闭幕,沈子修等人继续当选,并增选了十余名委员。

蒋介石继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后,4月12日又在上海制造了更大规模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全国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狂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月18日,蒋介石密令安庆公安局查拿沈子修、周新民、舒传贤、童汉章、王绍虞、许兴吾、薛卓汉等9人,通缉革命分子100多人。沈子修、舒传贤、童汉章等人在安庆的居所被洗劫一空。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安徽率先开始“清党”,武汉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

在武汉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发生前夕,沈子修等一批安徽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流亡上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而沈子修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是十分坚定的。

 

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

 

大革命失败后,安徽反动势力对沈子修监视甚严,他潜居上海达5年之久,但没有消沉。与他一起生活的侄儿沈清濂(沈子成之子)回忆:“伯父家中每日高朋满座,谈论抗日,分析时局。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如周新民、柯庆施等都与伯父有密切交往

1932年秋,沈子修回到安徽,任贵池第一乡村师范校长,推广乡村教育。此校新办,人事多由他遴聘。他聘请了童汉章任教务主任,吕惠生任农场主任。当时国民党反共恶浪迭起,但他仍敢于聘用共产党员和被国民党通缉人员,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和革命胆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入关内,华北及东南沿海很快沦陷。安徽省会于翌年1月迁至六安,5月又迁立煌(现金寨),国统区仅皖西大别山区、皖南山区部分县。此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局面已经形成。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接受了朱蕴山的建议,于3月在六安组建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发动、团结全省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全面抗日救亡活动。李宗仁兼动委会主任委员,章乃器任秘书,代拆代行,负实际责任。沈子修任组织部长,朱蕴山任总务部长,常恒芳任后勤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长。他们全是安徽知名的进步人士,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很有名气。此外,还有很多共产党员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张劲夫是中共长江局派往安徽工作的,在党内任省工委宣传部长,在动委会内任组织部主任干事,直接负责动委会内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当时的动委会“实质上是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通过动委会这种组织形式,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所以“安徽省动委员会名义上是国民党桂系举办的,但在抗战初期,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起作用

动委会成立后,立即在六安北大营办了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青年,分赴各县开展抗日工作。全省有40个县成立了县动委会,成立了41个直属工作团和30个委托工作团以及各类抗敌协会,全省动员了44.8万多人参加抗日活动。因而出现了抗战初期全省总动员、团结对敌、共赴国难的动人局面。

沈子修在筹备和成立动委会的各项工作中,与共产党员亲密合作,很尊重张劲夫等共产党员的意见。如安排动委会的骨干力量及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和各团团长等,总是先由张劲夫等党内领导提出名单与沈子修、朱蕴山等几位老先生商量后再贯彻下去。各县动委会主任委员例由县长兼任,“由省动委会派指导员任专职副主委,掌握实际权力。这些指导员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少数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当时为加强各县抗日力量,党组织还决定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各县地方行政部门任职,沈子修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共同商定名单,再由沈子修等人出面向省政府推荐任命。共产党员到各县工作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迅速改变了那里的局面。

1938年10月,桂系廖磊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他主皖后,在一个短期内,动委会的工作仍然活跃,抗日救亡运动继续顺利开展。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桂系也跟着反共。廖磊对共产党防范甚严,并着手对动委会进行改组,企图借改组之机,排挤进步人士,打击共产党人。CC骨干分子也卷土重来,他们公开反对国共合作,还提出各县动委会主任委员要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目的是要夺动委会的权。当时的斗争很尖锐、复杂,反共磨擦时有发生。沈子修、朱蕴山等人为维护统一战线,据理力争,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沈子修等人曾正告廖磊:现在是国难当头,要团结抗日。动委会内有没有共产党我们清楚。要处理动委会的人,必须我们点头。凭着他们的崇高威望,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在他们任期内,没有发生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

后来情况日益恶化,动委会逐渐变成了一块招牌。章乃器愤而辞职,朱蕴山称病不出,沈子修、光明甫拒不出席廖磊召开的会议。这样坚持了一个时期,沈子修、光明甫、朱蕴山等几位老先生都辞去了动委会的职务,转入后方。不久,中共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也作出了分批撤离大别山区的决定。

自1939年4月至1945年夏,沈子修一直住在湖南芷江,生活异常艰苦。他常说,国家民族遭此大劫,我生活苦一点没有什么,唯望抗战早日胜利。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当时安徽逃往芷江一带的难民很多,无以为生。沈子修在高一涵(当时任两湖监察使,住在芷江)、许世英(任国家救济总署负责人)的帮助下,弄了一笔款子,办了个小本信贷处,为流亡到湖南的安徽难民开辟生活门路。沈子修不管帐,不经手钱,只负责审查贷款和检查收贷情况。他还不让家中人经商,全家生活仅靠其微薄的薪金维持。当时两湖监察使署有一个国民党党棍苗沛成曾要沈子修出来做官,被他严词拒绝,他说:“国民党的官我不做,国民党的钱我不赚。清苦生活我过惯了,请你不要扰乱我”(21)

1946年沈子修回到芜湖,担任恢复芜湖公立职业学校的筹备工作。一年后,调任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并被选为安徽省教育理事会理事长、省参议员。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可是沈子修却于1948年参加了民盟,1949年初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负责安庆及怀宁、桐城、望江等地的民盟工作。为迎接解放,他手执一根手杖,到安大和各中学,以及社会中上层人物中进行串联,做稳定人心的工作,根据对象相机宣传迎接大军解放。他在安大发展了齐坚如、吴清泉等入盟。就是民盟的同志,他也亲自到他们家中商谈工作,每天忙个不停。他将各中学校长联络起来,并劝告和相约大家一致拒绝省教育厅把学校南迁的意图,各校照常上课。民盟组织还制定计划,指定同志作安庆的调查工作,包括上层社会人士、码头工人、青红帮、库存物资等,备解放后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沈子修领导民盟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中共二地委、三地委、二军分区、三军分区指导下有计划进行的。在当时斗争异常复杂的局面下,沈子修等人进行的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在解放前夕,安庆民盟皖中委员会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还做了策反工作。例如策动怀宁县参议长、地方实力派(有3个营兵力)钱镇东率部起义,保护安庆免遭国民党撤退时破坏,迎接解放一事,沈子修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利用省教育会会长这个“合法”身份,与反动军政当局打交道,各方面工作做好后,最后由沈子修、光明甫出面向省政府要求,让钱镇东当了怀宁县长。

1949年4月23日,沈子修和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安庆。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对沈子修为首的民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949年9月,根据民盟中央指示,民盟安庆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沈子修任主任委员。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子修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皖北支部主任委员、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皖北行署土改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2年8月,沈子修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民盟安徽省委员会成立,沈子修先后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沈子修此时已年逾古稀,但他对工作仍积极负责,日夜操劳。他经常对晚辈说:“积我五十年革命之经验,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才能成功,国家才会昌盛,人民才有幸福,我个人才有前途。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也正因如此,才得到全民的信赖和拥护。”他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称赞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他的一言一行都表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赖和衷心拥护。

沈子修一生生活俭朴,早在创办六安“三农”时,他出门就从不坐轿子,进校也不准校役喊“老爷”。他与学生同堂同餐,要求教师生活自理,一改当时社会上呼奴使婢的陋习。他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严禁纨绔子弟喝酒赌博,每到一校都以“诚朴、勤俭、好学”作为校训。他为革命多次遭反动当局通缉,颠沛流离,一贫如洗,经常靠典当衣物和友人接济维持生活。抗战期间他在芷江7年,住的是茅棚,吃的是粗杂粮,数年未添一件新衣,年逾花甲还自己动手种菜灌园。他多年管理小本信贷处,掌握款项成千累万,可是他于抗战胜利后回安徽,途经武汉时,囊空如洗,连衣服、路费都是其另一侄儿资助的(22)。解放后,他虽然地位高了,生活待遇好了,但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仍一如既往。省政府为他配备了汽车,可是他到近处开会、办事,总是携杖步行,并且从不允许家中人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他主张对亲朋故旧要正确帮助他们进步,要晓以大义,不徇私情。有次他回故乡霍山,有位亲戚有事相求,他只说了一句话:“听从当地政府安排。”他的正直为人和廉洁作风,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和赞扬。

1955年11月,沈子修病逝于任内,终年76岁。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王 志 怀)

                  

注:①《霍山县志》(1944年)。

②朱蕴山:《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

③朱蕴山、张月潭、吴家宝等人回忆。

④《安徽史料通讯》(1961年)。

⑤赵九如:《我的经历》(1983年12月)。

⑥桂尊秋、胡天仁:《三农校史资料》。

⑦桂尊秋、胡天仁:《三农校史资料》。

⑧李则刚:《安徽青年的觉悟和反帝反军阀斗争》。

⑨刘月舫:《三农与六安初期的革命活动》。

⑩刘际全(二农学生)等人回忆(1984年)。刘回忆是1924年春天事,但查有关资料,应是1925年4月28日下午事。

⑾《安徽国民党进步派的活动历史》,原件存安徽省政协。

⑿黄梦飞:《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建立和进行的革命活动》。

⒀胡苏明:《我的回忆》。

⒁周新民:《回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建立及其进行的斗争》。

⒂1927年5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

⒃沈清濂:《回忆伯父沈子修》。

⒄、⒇张劲夫:《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基本过程和概况》。

⒅、⒆史维岫:《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概述》。

(21)肖梅先老人(沈子修侄媳)回忆(1985年12月)。

(22)肖梅先老人回忆(1985年12月)。